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规范，而仁义则是礼的内在价值和精髓实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离开仁义，礼就成了虚文；没有礼，仁义也就只能是空谈 。儒家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又近乎琐细的礼的体系，给予礼以高度的重视 。儒者奉具有权威性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经典，借助历代学者的诠释，论证礼学的深刻内涵 ， 礼由此发展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义是处理人际关系、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 。一般而言，人的行为出发点多是根据自身的某种现实需要，因此利的存在成为其行为的内在促因 。然而在儒家的传统认识里，利是不能成为行为评价的价值标准 。如果将所依据的判断尺度归结为外在的某种利益 ， 那么结果只能造成现实评价的混乱和无序，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要具备一贯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 。
中国社会一般强调仕宦中人的廉洁和清白，“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 。执政者管理民众，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应该做到，所以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 。儒家以仁政德治的角度出发，倡导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清白自守，反对官吏以权谋私 。不以权谋私，不但是儒家所重视的官吏德行，还是不容忽视的政治伦理 。举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八个德目 ， 廉所指向的就是官吏的政治道德 。后来发展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则是将四者作为国家生存发展的支撑性因素予以重视 。清人刘锡鸿说：“且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 ， 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 。”（《复李相伯书》）廉洁是官员德行、政绩的根本，“廉者，政之本也 。”（《晏子春秋·内篇》）宋儒吕本中也提到 ，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 ， 曰勤 。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下之援 。”（《舍人官箴》）
知耻是为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有“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之称 。知耻，是指人的“羞恶之心”，指向人内在的善恶和荣辱，守仁义、知荣辱、慎言行是其要求 。儒家理想的士君子形象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中庸》曾提出“知耻近乎勇”的伦理命题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更是将知耻与廉洁并提，把民众与国家进行联系，认为“人有耻 ， 则能有所不为” 。士之为士，由羞恶之心导引而来的知耻之心，是儒家判定人与非人的标准 。耻与廉的结合 ， 又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向度 。如此，廉耻不仅是立人之大节，还因为人的知耻之心的扩展而成为重要的立国精神要义 。所以在经历了天崩地解、朝代鼎革的顾炎武那里 ， “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便成为发人深省的痛彻之言，具有不可磨灭的警示意义 。
总而言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道德操守的八个方面 ， 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 。以儒墨道法各家伦理话语为内容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构成了自先秦以来中华民族行为规范的总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性格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 。经过历史的沉淀 ， 中华优良的道德传统，不仅对形成新时代优良道德风尚具有重要作用 ， 还能为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我们相信，古老的东方道德传统，在经过符合现代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后 ， 必然会发展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不竭的精神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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