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蝗虫并不只“吃掉”这一种方法很科学( 三 ) _蝗虫

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将曹吕之战的背景记载得更详细：“(兴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该年七月，即194年5月8日至9月2日)，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汉献帝刘协，181─234年)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浓稠的稀饭)，饿死者如故。”当时粮食的价格高达一斛(约15.63公斤)50万钱，折合黄金就是50斤(12.5公斤)，简直贵得离谱!连京师长安都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更何况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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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战乱天灾不断，朝廷对蝗灾早已有心无力。汉桓帝永兴元年秋七月(公元153年8月8日至9月5日)：“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此处的“赈给乏绝”，指的是朝廷无法拨下赈灾物资或粮食;永兴二年六月(154年6月29日至7月27日)则有“京师蝗”的记载。面对连续两年的蝗灾，桓帝也只能下诏让受灾的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汉献帝虽以太仓米豆赈济灾民，但结果却是“饿死者如故” 。既然当时的国家机器对蝗灾已然是束手无策，昔日巍巍大汉帝国，就在蝗虫一次次的肆虐下，敲响了丧钟。
魏晋南北朝369年间(公元220─589年)发生蝗灾43次，占总年数的11.65%，也就是平均每9年才发生一次，已经比东汉平均5年发生一次蝗灾更加趋缓。尽管蝗灾频发次数降低，为了处理蝗灾，北方的前秦、北齐政权仍旧伤透脑筋。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发生蝗灾、绵延千里，前秦符坚派散骑常侍刘兰前往征发民众捕蝗，但几个月之后成效不彰，有人参奏刘兰捕蝗不力应治罪，符坚却称：“灾降于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兰荷罪乎?”北齐天保九年(558)夏季大旱，造成“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 。北齐文宣帝高洋祈雨而不得，一怒之下甚至下令拆毁位于北齐都城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西门豹祠、并挖开他的坟墓(毁西门豹祠、掘其冢)以泄愤。
西门豹为战国时代魏国水利专家，被魏文侯任命出任邺令后投巫于河，破除了“河伯娶妻”的迷信，并修筑灌溉水渠，造福于民。“西门豹治邺”的功绩还被司马迁记载于《史记?滑稽列传》中，岂料千年之后一次干旱少雨引发的蝗灾，竟惨遭毁祠掘墓，西门豹何其辜哉?
虽然南北朝时期皆有以人力灭蝗举措，但到了唐代却阻力重重。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有蝗灾，当时民众相当迷信，畏蝗虫如神：“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黄门监卢怀慎提出“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也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唐玄宗也曾一度质问中书令姚崇：“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时代稍晚的诗人白居易在其《捕蝗》诗中也称：“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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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防蝗虫并不只“吃掉”这一种方法很科学】可见当时上至皇帝、下至部分官员，都认为蝗灾乃因“帝王失德”，经过“天人感应”后的降灾，加上唐代佛教思想开始兴盛，也许受此影响的官员也相信杀虫会造杀业过多，便极力劝阻。
姚崇视蝗灾为自然灾害，主张利用蝗虫的趋光性，先设火召集，然后焚烧掩埋(焚瘗灭蝗。瘗，音亦，掩埋) 。终使原本态度游移不定的唐玄宗下定决心，下达《捕蝗诏》，才使蝗灾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