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科斯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 ， 他们因接受福音书而获得拯救的方式，不会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所不同，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的《中华帝国全志》中 ， “礼仪之争”的双方依然用文艺复兴的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来诠释基督教出现之前的经典古代 。
因此，杜赫德编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耶稣会传教的便利 ， 他认为在中国智者以及古代哲人演说中值得赞扬的那一部分中，他们遵循着理性的光芒 ， 收获了一些种子，初涉真理之河 。
但中国的智者哲人虽然追寻着理性，却仍然与基督教徒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基督教徒是完全了解真理，了解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本身，就是至尊理性，是上帝的智慧载体 。人类的任何智慧，如果最后不通往耶稣 ， 就是疯狂 。
同时杜赫德强调了《圣经》的权威性，即“只有我们的那些记载有其教义的圣书才具有神圣的特点 ， 所有不想在无济于事的推理中迷失方向的人，都应当紧紧追随天国教义 ， 如同坚定不移地追随真理的纯净之源” 。
杜赫德在这种观念之下也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提出了赞扬 ， 称中国的君主为开明的君王 。其实，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钦羡之情，来源于16世纪末期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对比 。
出于讽刺的目的，他们大肆宣扬中国政治体制及儒家治世思想 ，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杜赫德将“五经”这种儒家思想经典视为中国文学文化的首重，并在书的前言中指出 ， “经”（King）是一种非常古老、深受中国人尊敬的书籍，“他们用这个词表达一种崇高而坚实、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上的理论” 。
可以说，杜赫德将李白杜甫与古希腊罗马的哪位诗人对比其实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学文化时始终秉持的原则与理念，意即寻找文化上的共同之处 ， 以行传教感化之便利 。
但是杜赫德联系对比的两位诗人也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来自希俄斯岛的阿那克里翁生于大约公元前560年 ， 他始终是个乐观、友善的诗人，据卢奇安记载，他活到了85岁高龄，即使是在他的晚年，幸福对他而言似乎还是意味着爱情与美酒 。
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是奥古斯都的御用诗人，他的神话诗歌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状况，有一种能够启迪罗马人心灵的力量，在维护奥古斯都政权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我们大致可以将阿那克里翁与李白、贺拉斯与杜甫对应起来，而这一对应区分已经可以初步见出杜赫德对李杜诗歌风格的感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 这一联系也许是西方最早对李白诗歌“爱情与美酒”题材的认识 。
同样强调李白诗歌才能的还有钱德明，在钱德明看来，诗的内容本身具有教化习俗的社会功能，反映了中国崇尚礼仪的一面，因此在介绍李白的诗歌才能时，会特别地提到”优雅以及崇高的诗歌体裁”，这里的诗歌体裁很有可能指的是钱德明在书中多处提到并翻译的“颂”，但为了传教的目的，作者还是将其与李白联系起来 。
另外 ， “为诗歌而生”这一特点也体现出了当时西方在文学途径上寻求社会出路的观点，即“文学原始主义”，看重诗歌这一“发自肺腑，不加修饰”的文学体裁，认为“回归原始”，才能回归初心 ， 重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这一特征也为之后李白逐步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诗歌的代表以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释作了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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