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的爱情先知
塔依卜曾在BBC广播电台的阿拉伯语部门工作 ， 后升职为戏剧部主任 。在英国定居期间，他在阿拉伯语周刊杂志上开设个人专栏，写了大量时效性很强的文章，探讨文学、文化问题 。从长期的欧洲经历中，塔依卜体悟冲突 ， 并从中获得了一种写作的生长性 。由于长期阅读欧洲文学，他很快把更为“现代”的要素带入了阿拉伯文学之中 。他开始拥有一种更为大胆的理念，去捕捉那些长期存在、但在非洲讳莫如深的社会经验 。比如，前文所述中我们看到的大篇幅性描写，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社会总会引人侧目 。小说一时被看作为新兴的地下画报，引起了很多争论 。在苏丹国内，他因为这样“出格的描写”一度被禁 。20世纪90年代，苏丹当局抨击《移居北方的时节》，将其定义为一部色情作品，认为其亵渎了伊斯兰教义 。诚然，小说中弥漫着非洲式的激情和幻想令我们耳目一新；不过，就像人们都心知肚明的那样，宗教和世俗相伴相生，很难说塔依卜对伊斯兰教亵渎了什么 。被禁的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 ， 他对苏丹国内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尖锐描写让政府感到不悦 。特别是当塔依卜开始被国外读者阅读时，当局为小说中那样一个并不“正能量”的苏丹形象而感到不满 。
塔依卜笔下的一些人物，让我们想起鲁迅等作家小说中的那些底层的农民形象 。历史的激荡似乎与他们无甚关联，他们如尼罗河的水车般只在惯性下运转 。塔依卜写道：“这里的人麻木不仁，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生欢快 ， 死忧伤……他们不会说我们学到了什么 。他们只从河水和树木那里学会沉默和忍耐 。”在《移居北方的时节》结尾，“我”对一切感到绝望，本打算借横渡汹期尼罗河而像赛义徳一样告别世界 。但就在淹没之际，某种生的念头终于促使我喊出了“救命” 。这声内心的呐喊源于一份“责任”，象征着精神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而这份责任，于塔依卜·萨利赫而言 ， 首先就是去处理民族的文化遗产 。在中篇《宰因的婚礼》中，他就以一种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处理了该问题 。
文章插图
《宰因的婚礼》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宰因是个发育不良、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 。他常年混迹于各家的婚礼现场，讲段子、造欢乐 。当他看到谁家姑娘漂亮 ， 就会四处嚷嚷着他看上了人家姑娘 。经他这么一宣扬，姑娘便会芳名大震 ， 吸引远近的乡绅、名流或少年登门求亲，把她娶走 。而宰因呢 ， 这时好像完成了一项工作，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开始新一轮“风流韵事” 。宰因成了一位爱情的传播者，但谁也不认为有哪位姑娘真正愿意嫁给他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姑娘妮阿玛，一位被许多男子爱慕的姑娘，主动向宰因求婚，这才引得众人称奇讨论 。苏丹是非洲穆斯林国家，其文化性格与宗教和本土风俗之间均有紧密的关系 。小说以此为契机，作者引入各色人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苏丹农村的风俗画，包括饮食、人情、婚丧等 。尤其他笔下婚礼，呈现出一派欢乐、世俗而混杂的场面：
就连“绿洲女郎”也敢在伊玛目眼皮底下舞蹈、歌唱……长老们在一厢诵读《古兰经》；女郎们在一厢跳又唱，唱赞美诗在一厢敲打手鼓；青年们在一厢开怀畅饮 。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彷佛这是各路人马的一场大联欢 。（《宰因的婚礼》）
塔依卜对宰因婚礼的描写浓墨重彩，字里行间好像流动着经卷的诵读和欢乐的非洲鼓点 。通过宗教仪式和世俗生活并置，塔依卜让我们看到苏丹精神的活力所在 。这种活力并不以反对伊斯兰起家 ， 而是将之包蕴其中 。或者说 ， 它源于塔依卜对本土伊斯兰的另一种解读思想；该思想具有非洲民族的特征，主要由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撑起：侯奈因、宰因和妮阿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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