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萨瓦迪一直试图解决劳工问题 。他是“交付和遗产最高委员会”（下简称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 ， 这是卡塔尔政府为2022年世界杯设置的组委会 。2017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在一场国际会议上和萨瓦迪相遇 。让多尔西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萨瓦迪坦言“很多人对国际足联选择（卡塔尔）感到不满”，并指出劳工问题等显示挑战确实存在 。
“我理解人们很容易愤怒，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被戳破的世界，”萨瓦迪说，“但我们正在实现难以想象的目标 。”
“和任何社会一样 ， 卡塔尔国内存在派系，存在对世界杯的观点分歧 。”查德维克说，萨瓦迪及其领导的最高委员会被视为“开明派” 。萨瓦迪本人留学英国 ， 会说四种语言，还曾在欧美从事律师事业 。问题是：他不是劳工部长 。更复杂的是，卡法拉制度涉及的雇主担保问题由内政部管辖 。
2010年以来，查德维克多次参与最高委员会和卡塔尔政府部门间的会议，来自沙漠部落传统的“大议事会”风格让他备受折磨 。“这种决策方式当然有其历史原因 ， 但现实是，就任何问题，各部门间都要进行漫长的大讨论，寻求所谓‘中间道路’ 。”查德维克说 ， “我的感受是，这就像在市场里讨价还价 。”
转变出现在2016年 。2013年，老埃米尔决定逊位，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成为阿勒萨尼家族第一位不依靠政变顺利继位的领导人 。1980年出生的他当时才33岁，是卡塔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和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元首 。相比父亲，新君主和萨瓦迪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他们都曾留英，萨瓦迪是塔米姆在卡塔尔投资局的总法律顾问，也是塔米姆领导2006年亚运会组委会时的重要助手 。
西方媒体称，因为在军队等部门“缺乏根基”，塔米姆就任埃米尔后没有迅速开始大规模改革 ， 但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部门合作和预算削减悄然展开 。2016年1月，塔米姆对卡塔尔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的改革，多位部长被撤换，部门被合并 。在查德维克的印象中，“大约从2015年开始”，他感受到卡塔尔政府的决策效率提高了 。
劳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2017年10月 ， 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卡塔尔政府签署协议，超过200万移民劳工的法律地位一朝改善：工人不再需要雇主的许可就可以跳槽或离开卡塔尔，也不再需要缴纳“招聘费” ， 八个政府开设的招聘中心为他们排除来自雇主的不平等合同条款 。
对卡塔尔而言，这意味着突然增加世界杯筹备成本 。仅2020年，卡塔尔政府就为隔离和治疗感染新冠的劳工额外支出8亿美元 。2020年8月 ， 政府还为全体劳工设置了1000里亚尔（275美元）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是中东地区“第一个非歧视性最低工资标准” 。政府还要求劳工公司偿还此前收取的招聘费，媒体报道称目前已返还2000多万美元 。
其他变化也同时出现 。2020年12月，卡塔尔政府表示允许在2022年世界杯期间出现彩虹旗 。同期 ， 萨瓦迪对外宣布，卡塔尔调整了来自伊斯兰教法的禁酒政策，赛事期间每天许可最多19个小时的酒精饮料销售 。不过 ， 今年1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政策要求，世界杯八个场馆周边彻底禁止售卖啤酒 。
多位专家指出，卡塔尔能够迎来这些“不可思议的转变”，除了领导者的思想变化外 ， 还有多重原因 。查德维克认为，关键在于卡塔尔意识到了世界杯的“聚光灯效应”：当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团体开始谈论这里的劳工权利问题后，各国足协、俱乐部、球星乃至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们也加入了关注和批评的行列，如果主办地不能妥善回应关切 ， 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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