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澶渊之盟，大多归功于寇准力排众议的果决，宋真宗则得了个苟且偷安、懦弱平庸的评价，至于说东封西祀，宋真宗更是"可笑，可叹" 。
前有创业的宋太祖太宗、后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仁宗，宋真宗地位属实尴尬，却也得了个"守成之贤"的评价，后世朱元璋更是直言真宗"亦号贤君"，那么宋真宗赵恒究竟是何面目呢？

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太后、圣宗亲率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可以说一时间兵临城下，东京汴梁危如累卵。在如此形势下，王钦若、陈尧叟都力主迁都，宋真宗同样希望南逃，假若没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北宋可能就不是保大保小的问题，而是直接准备后事。
因此，世人大多敬佩寇准的忠正直率，澶渊之盟虽为宋辽保持了百年的和平，宋真宗却捞不着好的评价，但这未免过于偏颇。
宋真宗继承自父亲宋太宗赵光义，虽说赵光义攻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两次攻辽的失败也使得宋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御。尤其是雍熙北伐，三路大军全面溃败，大将杨业折损，这些都使得辽此后得寸进尺，步步紧逼。

在接到这样的烂摊子以后，宋真宗一时心有惧色也情有可原，更何况辽军这一次势如破竹，也难怪宋真宗有了猥琐发育、避其锋芒的想法。事实上，作为国君，听取臣下的直谏便不算坏，宋真宗接受了寇准御驾亲征的建议，更是以"立太子"决绝地回答了王旦"十日不胜，何以处之"的询问。
从这一点来看，宋真宗便没有后世所言那般不堪，只能说经验不足、决断不坚。当然，此后八牛床子驽射杀辽统军萧挞凛成了宋辽和解的契机，宋真宗安于现状，并未加大战果却是实在说不过去。

东封西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长达十余年的天书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宋真宗先是东封泰山、又西祀汾阴，这一连串行为被解读为粉饰太平、夸示诸国， "举国若狂，欺天欺人"几乎将前代积蓄挥霍一空。
宋真宗在这一方面确实存在自欺欺人的成分，对于社稷更是破坏严重，一时间闹剧频频，更是设立了不少官办宫观，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峻。在经济方面，东封泰山有据可查的费用便达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更是达到了八百二十余万贯，加之二千六百十座宫观建筑，数以千万计的挥霍，难怪可叹。
这自然逃不开宋真宗好大喜功的缘故，但东封西祀是否就全无道理呢？否则，如寇准等直臣为何不加以制止呢。

事实上，封禅一事乃古时帝王合法性、权威性的传统由来，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由于南征北战而未能封禅，行至宋真宗时期已然过了四五十年，可以说，封禅一事已经成了当时巩固统治的首要任务。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因此赵宋一开始便在"天命"一事上大做文章，这是古时确立合法性、权威性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方面，西夏、吐蕃时叛时服，契丹辽国分庭抗礼，这些存在在当时对于赵宋的正统地位形成了极大威胁。
东封西祀原本就需要声势浩大，这一点是必要投资，正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然而宋真宗似乎也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全然一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形象。

朱元璋：真宗亦号贤君

再谈澶渊之盟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存在，宋真宗澶渊之盟的功绩或许还看得上眼，东封西祀这样的"破事"就更摆不上台面，那么朱元璋为何又夸赞宋真宗为贤君呢？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真宗赵恒似乎毫无作为，那么便从澶渊之盟重新说起罢。
宋辽之战长达二十五年，终于澶渊之盟，是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事实上，燕云十六州关乎中原王朝的安危，其争夺最早可以追溯到后周柴荣时期。宋太宗的失利使得"终宋不振"，使得宋朝失去了攻取幽云的最好机会，这也是此后宋真宗畏敌如虎的缘故。
战争是残酷的，打了败仗就意味着受制于人，辽人在此后依仗着骑兵的神速以及燕云十六州的支撑，将宋朝边防视若无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与防御压力，显得相当被动。在这一情况下，宋朝可谓是养肥的羔羊随时等待宰割，发展更是无从说起。

虽说澶渊之盟，宋朝需要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向他国提供岁币或许不好听，但对于彼时的宋朝来说，却相当实用。
协议写道，宋辽为兄弟之国，以宋真宗为兄长，虽说这是以年龄为判定条件，但何尝不是对于宋朝实力的肯定。不过在当时士人看来，这依旧羞耻万分，毕竟从前只有附属，而今却要称兄道弟，却忘了此一时彼一时。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战，一时间"不识干戈" ，休养生息相对和平，促进了两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最重要的便是，宋朝边境压力大幅缩小，赋税、徭役也就下调，单纯从数字层面看，岁币支出甚至不及出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当然，事情要分两面谈，澶渊之盟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同样也腐蚀着宋辽两方的雄心壮志。自此，宋朝三朝"忘战去兵"，武备松弛，更进一步加剧了重文轻武的状况，辽国同样失了血性，以至于后来金国的强势崛起。

咸平之治文武七条

咸平之治虽说只有六年（998年-1003年），但其影响却是深远，开启了有宋一代的富足繁盛。虽说，朱元璋并未明讲欣赏宋真宗哪一点，但个人觉得，《文武七条》应当是极符合朱元璋期望的。
宋真宗推崇道教，"清心"、"修德"的德治便是他的治政特色之一，不过宋真宗也明白法治的必要性，因此煞费苦心创下了《文武七条》。
①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②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③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④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⑤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⑥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⑦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宋朝时期，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极为严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贪污腐败的行径。官员们不仅有试用期，还需要若干名正式官保举，而一旦贪污，一律受到处罚，这也就使得举荐者极为注意，后来的晏殊便举荐了不少有识之士。另一方面，宋朝吏部有着官员档案，虽说贪污罪者依据情况或能继续任职，但上升空间早已隔绝，本人也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

与此同时，对于庸官也是毫不客气，一套渎职惩处制度不仅针对百官，也拔高了监察官的要求，三令五申严禁宰执奏举御史更是为了杜绝拉帮结派。
虽说全然杜绝是痴人做梦，但宋真宗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创下了宋朝的政治清明，是统治者的积极探索。
毋宁说宋真宗是懦弱，不如前辈的大刀阔斧，还不如称他为书生天子，与仁宗属于同类。宋真宗对于严刑峻法尤为憎恶，为此废除了不少骇人听闻的重刑，禁止法外加刑，甚至还设下了纠察刑狱司、提点刑狱司，使得审判有了复审的可能。
有宋一朝，尤为称道的便是富足，而这自然少不了咸平之治的贡献。就资源而言，赵宋显然比不得李唐，然而却创下了叹为观止的经济实力，天禧五年（1021年），其国家财政收入高达15000万。

社会民生

赵宋富足的成绩自然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富在豪绅还是百姓富足却并非同个话题，所幸宋真宗在社会民生方面是下了真功夫的。
古时，赋税徭役是百姓心中的巨石，久而久之也成了一种的社会问题，这自然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咸平元年，宋真宗大笔一挥，将从前拖欠的天赋一律免去，因此坐监的破产农民也被释放，此后更是多次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减少服徭役人数，且力度颇大。
由于铁制农具制作的进步，加之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宋真宗时期，土地耕作面积由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三亿多亩增长至五点二亿亩。粮库富足，但宋真宗却有忧患意识，不仅推广"常平仓"制度，还整了一出宋朝时期的光盘行动。
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吃饱了饭的宋朝子民才有了探索外界、提升自我的渴求。事实上，在文教方面，宋真宗同样高度重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摘自宋真宗的《励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