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谷应泰看来，明朝西域策略是空中楼阁，弃守西域是注定之事 。事实上，哈密卫要能够长期扮演关隘重镇的角色，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能震慑各方势力的明廷强力支持;二是具备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三是其首领具备协调诸部关系的能力 。可实际上“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种落杂居……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散，国势渐衰” 。
特别是哈密卫与北面的瓦剌，西面的土鲁番，东面的沙州、罕东、赤斤诸番“悉与构恕”，哈密卫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立足于西域 。更能直接说明明廷经营关西七卫策略不当的就是所谓哈密卫的“三立三绝”，即哈密因不堪瓦剌和土鲁番的侵扰，竟然前后三次城池被侵占，最后竟弃城投降土鲁番 。
哈密卫的三立三绝
哈密卫的覆没，是明目张胆地对明廷权威的践踏，但明廷却始终没有保全之法 。明廷对哈密的实际经营方式与哈密卫所处战略位置名不副实，其要为今后两百多年间明蒙之争中明廷毫无战略威慑优势负责，要为河西走廊直接暴露于蒙古铁骑负责 。哈密卫被侵夺，其他关西诸卫也纷纷内徙，这是明初西域经营策略失败的直接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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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对西番诸卫的潜心经营
明朝对西番诸卫的管理是比较系统的 。《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称“遣西宁等四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 。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 。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 。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 。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 。可见明廷的思路是清晰的，即在军事、行政、经济等方面都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
军事、行政上，采取流官、土官制度与卫所制度相结合的措施
洪武初设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四卫，另有再增设千户所，如洪武八年设归德守御千户所，属河州卫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又置川卜千户所属河州卫 。土官制度根据具体卫所情况，或“土流参治”，或全部任用土官 。如河州、洮州卫由于事务繁重，则以任用土官协助明廷所派流官 。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征西将军沐英等成功平叛 。后朱元璋要求：“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 。遂置洮州卫，以指挥聂纬、陈晖等六人守之 。”外甥李文忠曾以边地驻军、饷艰民劳为由，进言撤回驻军 。但朱元璋却反复强调对边关要地的军事把控，将其作为固守疆圉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 。
民族宗教方面采取因俗而治策略
西番之民民族众多，且多杂居，多笃信藏传佛教，佛教僧众在社会管理层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所以元朝采取实行僧俗并用、军民通摄的管理体制，确立政教合一的制度 。而明朝则依靠“多封众建，以教固政”达到对此地的有效治理，即“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 。
这与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协调一致的 。洪武六年，朱元璋在给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人的招降诏书中表示：“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 。向西番诸地表明将尊崇各派藏传佛教，不偏倚任何一派一系的态度，这对西番诸地诚心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经济方面由明廷垄断茶马贸易
自古，紧密的经济联系是维系边疆稳定的纽带 。由于西番地区的饮食结构原因，茶叶是其生活食品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不得茶则困以病”，但由于气候原因却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与内地贸易获取 。
本地区历来以牧业为主，所产马匹也是中原所稀缺，这样中原与西番诸地的茶马贸易一直不曾断绝 。所以严格控制茶马贸易是维系西番诸卫稳定的重要保障，“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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