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国力强盛,但却一直没有收复汉唐时期的故土——西域地区 。纵观历史,明朝对西域的管辖,最远只延伸到了哈密一带 。明朝国力强盛,却为什么不收复西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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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与我国历史的进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为汉武帝击破匈奴提供战略支持 。历代中原大一统王朝对待西域的策略大概都要考虑两个方面,即自身状况和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需求 。我国历史上,从秦汉迄于隋唐,多以关中平原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 。天山南北被视为战略缓冲之要地,玉门、阳关被视为守卫京畿之门户 。
所谓“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 。有效控制西域,不仅可保京畿安全,还可以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形成有效战略威慑 。“然抗胡事业,岂止金刀已也,远交近攻之策,旁抄后袭之略,得失成败,关系尤钜,其策略为何?即经营西域是也” 。
朱元璋是从游牧民族手中恢复中国,所以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追击北遁的故元遗兵 。这些是汉唐所不曾面临的,加之明初政治经济重心均远离西北,“遥远”西域的战略地位势必不同于汉唐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明朝经营西域的策略如何形成,怎样发展,作何评价,确实值得深入讨论 。
明初的严峻形势
洪武元年,元顺帝携朝臣百官北遁大漠,明军攻占大都,但明军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 。山西尚有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陕西一带则有李思琪;再以西至甘陇则有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各拥兵万余众;东北地区辽阳行省的也先不花、洪保保、刘益、高家奴等分兵把守严阵以待;盘踞金山的纳哈出集团,更是肆无忌惮地骚扰刚刚归附的辽东地区 。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驻守云南;另外云南段氏、麓川思氏等据险以守,并且还时而为北元提供援助,企图割据云南 。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可见,北元的军事实力依旧不可小觑 。加之元朝在黄河以北区域社会基础尚存,元廷并不愿善罢甘休,时刻准备恢复旧疆,重返中原 。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对北方草原的大规模用兵,北元的实力也的确受到巨大削弱,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但却一直没被彻底消灭,蒙古各部族势力仍然遍布明朝的整个北方,以至于“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如果以公元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向后金皇太极投降,献出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作为北元最后终结标志,那么北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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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悬关外的关西七卫
洪武二十六年,陕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辖和军事控制 。然而,由于我国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民族分布情况,自古以来,河西走廊的发展和安全都不能仅凭借自身的守备部署,其两端也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 。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其西北端——嘉峪关外的西域,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的战略屏障 。
其次就是其东南端——西番地区,这里被认为是隔绝羌、胡的要冲 。嘉峪关以西地域广阔,情况非常复杂 。元朝对西域没有实现有效掌控,这在客观上给明廷制定其西域经营策略时,留下了巨大障碍和干扰 。明朝先后设立的关西七卫,即指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沙州、罕东、哈密七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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