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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 。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 ， 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 ， 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 ， 而且上不封顶 ， “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 ， 庶几丰泰 ， 责之廉隅 。”（《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 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 ， 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 ， 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 ， 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 ， 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 ， 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 ， 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 ， 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本意”如此善良 ， 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 ， 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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