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她”,但又没完全“有”( 三 )


小鹿的故事作为青春里的爱情片断,无疑是凄美而动人的 , 但从女性独特而精微的生命经验维度看,它又稍显单薄 。影片最富张力的表达 , 我以为是小鹿得知自己去不了武汉之后的沉默——冰凉的眼神仿佛在咆哮 。可惜的是,母亲和女儿之间这种耐人寻味的紧张,之后就遽然松懈了——其实,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微妙关系,本应是女性叙事的一个隽永入口 。同样的女性身份会让她们对彼此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理解与顾惜 , 但秩序等级的存在,成长语境的差异,以及阅历的不对称性,亦会催生她们之间无法消融的对峙 。甚至在很多叙事中 , 母亲与女儿之间牵缠着一种近乎“仇恨”的情绪——在母亲眼中,女儿作为“寄生者”对她的生命构成了某种盘剥,于是,女儿独立的渴求在她这里不啻为一种“背叛” 。
然而,这些女性深邃又细微的,甚至带有某种本源性的生命体验 , 在影片中是萎缩的——后面则完全窄化为爱情这一单维的生命体验 。至此,小鹿的困境也终于归于简单与浅白——如何面对情深意笃的恋人的溘然长逝 。她的成长也终于随着周迅画外音里那句“我不知道小鹿该如何与昭华告别,或者说与这段爱情告别”而成为不透明的可能性 。
梁静思的故事,可以说是完成度最高 , 也最举重若轻的,但依旧难以逃脱前后割裂的弊病 。从斌斌被确诊没有感染新冠的那一刻开始,电影的节奏便渐渐崩坏——不久前还对丈夫宣告“如果斌斌有事,我会恨你一辈子”的梁静思,几乎一瞬间原谅了丈夫 , 行将分崩离析的夫妻 , 几乎一瞬间冰释前嫌 。最后,故事毫无悬念地陷入了那个俗套的love&peace叙事——“那时候,我们要的只是彼此 。”
“和解”的完成,依旧依附于一种外在力量的强行置入,而非女性对自我、对他者、对爱的更为辽阔的理解和更为深重的体认——如果斌斌罹患了新冠 , 梁静思又该如何面对这一段关系呢?于是,电影此前关于女性议题的漂亮探寻,终究坠入不知所踪的虚无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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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影片对于女性困境探悉的“隔靴搔痒”,和女性主义叙事的“未完成”,其根柢在于女性这个微观落点和疫情这个宏观落点之间的难以弥合 。一方面,影片试图从新冠疫情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切入,观照女性的困境、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影片又试图探讨,人何以穿越和抵御瘟疫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劫难,并看到寻常生活的珍贵 。三位导演始终在这两个面向之间拧巴、逡巡 , 并最终向主旋律刻意对焦,而弱化甚至虚化了女性主题 。
于是,本应以灾难为语境的对于女性的凝注,渐渐倒置为以女性视角对于灾难的凝注——关于在疫情中的获得和失去,关于守望相助,关于爱 , 关于珍惜 。一如电影的宣传语:“世事无常 , 你比想象更坚强”“一起打败生活的难”——确实治愈又温情 , 但却使人们最初期待的女性内核,漂浮成表层的纹理 。相形之下,我更欣赏张翎在小说《余震》中的叙事——前景始终是小灯这个女性的创痛、深渊和内心的余震,而那场天灾,只是引发她生命中绵延震荡的那个最原初的背景 。
说到底,这部电影,是一次女性主义的失焦 。世间有她,但不完全“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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