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周期指标体系看年内猪价涨幅!( 五 )


参照2010-2014年猪周期中居民猪肉消费下降的最大值,我们对本轮猪周期中不同猪肉需求规模下的生猪存栏同比下降幅度临界值进行了敏感性测试 。该临界值的意义在于,当2019年上半年生猪存栏数量下降幅度小于该临界值时,我们预计本轮猪周期中猪肉价格上涨幅度不会超过历史涨幅,反之则需及时修正猪肉价格涨幅预期 。
根据以上测算结果,在以下两种情况中,本轮猪周期中猪肉价格涨幅或超过历史涨幅:(1)全年猪肉需求量超过5391万吨时(此时2019年猪肉供赠缺口将超过历史最大值,详见后文测算主意介绍),对应的猪肉首席季度消费量约为1521万吨;(2)在对应的猪肉需求量场景下,2019年6月底生猪存栏基于2018年底下降幅度超过临界值或环比下降幅度超过临界值 。例如,若2019年首席季度猪肉消费量为1450万吨(介于场景5与场景6之间),若至2019年6月底国内生猪存栏数量基于2018年底下降幅度超过23%,或3-6月生猪存栏数量月均环比下降幅度超过3.62%,则需警觉全年猪肉价格涨幅超过历史涨幅 。
临界值的测算主意如下:
(1)找出近10年猪周期中居民猪肉消费下降的最大值,将该值作为居民猪肉消费能够承受的最大缺口 。在2010-2014年猪周期中,猪肉价格于2011年10月达到最高点,并在2014年4月达到了最低点,相应的,2011年生猪出栏头数为6.61亿头(约合猪肉5131.65万吨),2014年生猪出栏头数为7.35亿头(约合猪肉5820.8万吨),因此在该轮猪周期中,居民猪肉消费能够承受的最大缺口约为589万吨 。由于本次测算需基于生猪存栏数量变幻对照3-12月猪肉供赠缺口,我们根据生猪出栏数量的季节规律计算出了2010-2014年猪周期中3-12月居民猪肉消费能够承受的最大缺口为514万吨 。
(2)基于2019年2月底生猪存栏数据,计算出年内生猪肉供赠量最大值 。截至2019年2月,国内生猪存栏数量为2.77亿头,同比下降17%,其中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为0.27亿头,同比下降19.8% 。由于仔猪成长为商品肉猪所需光阴约为6个月,因此下半年出生的仔猪对年内生猪出栏数量影响有限 。基于以上考虑,2019年3-12月可出栏的商品肉猪数量大致蕴藏截至2019年2月的存栏生猪数量与2019年3-6月出生的仔猪数量两部分 。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倘若3-6月生猪存栏数量保持稳定(环比0%),则3-6月出生的仔猪数量约为2.19亿头(倘若行业PSY水平为20,能繁母猪怀孕周期为4个月,一年生产2.5胎),3-12月可出栏的生猪数量共计4.97亿头,约合猪肉3863万吨,该值为未来10个月国内猪肉供赠的最大值 。
(3)结合年内猪肉供赠量最大值,计算出使猪肉价格涨幅位于历史涨幅内的猪肉需求最大值 。基于2010-2014年3-12月居民猪肉消费缺口514万吨,和2019年3-12月国内猪肉消费的最大产量3863万吨,我们预计在3-6月生猪存栏数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使猪肉价格涨幅位于历史涨幅内的猪肉需求最大值为4377万吨 。由于国内居民猪肉消费具有稳定、显然的季节性规律,2010-2018年1-4季度单季猪肉消费占全年消费的比重均值依次为28.21%/19.48%/22.50%/29.81%,因此可以大致推算出在3-12月猪肉需求为4377万吨时,全年猪肉需求约为5391万吨,其中1-4季度需求分辞为1521/1050/1213/1607万吨 。
(4)分辞计算不同猪肉需求量水平下,2019年3-6月国内生猪存栏数量能够承受的最大下降幅度 。在对应的需求水平下,若生猪存栏数量下降幅度超过临界值,则本轮猪周期中猪肉价格上涨幅度约摸超过历史涨幅 。
4. 国内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低、全球可供调剂猪肉数量有限,猪肉价格上行压力较大
(1)国内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较低,针对猪肉价格的调控政策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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