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部分再谈释证之学：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 。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 。质言之 ， 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 。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 。
这段话可以看作陈寅恪关于今典、古典的第二次界定：今典是考证本事 ， 理清当时之事实；古典是解释辞句，明了旧籍之出处 。第二次界定比第一次界定更为明清简洁，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第一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一篇论文，而第二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80余万字的著述 。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大更广泛 。
钱谦益主盟文坛五十年，是一个有诗两千余首，著作等身的文人 ， 又是经历降清复明活动故事甚多的东林党魁首 。清乾隆时期，因其贰臣行为，著述被列入禁毁之列 。其族孙钱曾注钱谦益诗集，因抵触时禁 ， 宜有所讳 。钱曾深恶柳如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交往本事，有所隐蔽不著 。加上文人民间流传的有关钱柳的记叙与史料 ， 也因禁毁及时间久远，湮没漫灭者不少 。这给三百年后追寻钱柳因缘者带来极大的困难 。且陈寅恪在立志追寻钱柳因缘时，已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 。他必须依靠学术助手的帮助 ， 才能完成研究与书写 。
明知困难重重，却要勉力而为，这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表达的心情 。《柳如是别传》的写作 ， 除了成就当年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那个懵懂少年“温旧梦，寄遐思”的文学之想外，作者还有“自验所学”的冲动：自验所学其一是“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 ， 这些均为陈寅恪下过功夫的学术领域；自验所学其二，是钱之高文雅什、柳之清词丽句，多有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 。解读钱柳之诗 ， 正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方法，提供用武之地 。温旧梦寄遐思与自验所学的两大学术目标 ， 成为陈寅恪“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的重要凭借 。
因为研究任务艰巨 ， 陈寅恪为《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制定了严格的释证范围及义例 。其与“今典”“古典”运用有关的原则如下：第一，重在今典 。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考证甚详，以补钱曾原注之缺 。无关钱柳之诗的本事从略 。第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其最原始出处 。如原始出处不足通解诗意 ， 则可引与诗意最洽接者 。第三，钱柳因缘诗，不仅注重今典、古典，还需注意两人酬和诸作的微妙互动，以求真实体会真实描述 。
《柳如是别传》读起来是艰涩佶屈的 。步步为营的求证，使阅读无法流畅 。陈寅恪对自己用十年工夫完成此著，是富有成就感的 。其书后偈言云：“失明膑足 ， 尚未聋哑 。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瞑写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
依靠今典古典的转换，解读古人古籍，是困难重重且危险重重的行为 。今人的阅读著述 ， 都是对古人古籍的一种新解与重建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序时，对上述困难与危险有过提醒和警告 。陈寅恪认为对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 ， 方可下笔 。原因在于古人著书立说，有其环境、背景及时代之真相，如无真正了解 ， 如无契合同情，则可能流于隔阂肤廓 。但物极必反 。如神游过度，同情失当，又极易流于穿凿附会 。穿凿附会之弊，其为害不亚于隔阂肤廓 。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讲“晋与唐文化史”课程时，谈学术界研究现状，有旧派失之滞 ， 新派失之诬的评价 。失之滞的旧派，满足于资料，而很少有立论见解；失之诬的新派，有条理解释 ， 但离真实很远 。解读陈寅恪今典古典之说，重温陈寅恪当年的学术立意，对当下的学术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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