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方舱医院的最后战役( 二 )


在张聪的印象中,方舱是那种“几千人在一个棚子里,灯光亮到晚上都不睡不着”的地方 。但眼前这个颇为不同——“就像公寓一样”,她入住了7号楼8层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室友,也备齐了牙刷、毛巾、烧水壶等生活用品 。
她发现自己入住后的几天,入舱人数在不断增长 。方舱内许多两居室加入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厨房、客厅铺起了行军床 。11月28日下午 , 医护人员敲门 , 示意张聪的房间要过来一个新的患者,但因为当时自己还没出现症状,就拒绝了 。第二天,她发现隔壁房间搬进来一位母亲,带着两个月大的婴儿 。
“入住方舱的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只有30天 。”李瑞杰称,方舱接纳的无症状与轻症患者里,也有孕妇、婴儿、老人等特殊人群 , 最高峰时,北区接纳人数达到了2800人 。
医护支援的力度很难赶上患者增加的速度 。邢媛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结合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开舱第二天,她就加入了支援队伍,当时只有七八名医生 。邢媛记得,有一天凌晨2点至6点 , 她值班的6号楼接纳了近200名患者 。每栋楼的一楼是医护的值班室,那时一楼还没有取暖设备,除了冷和困,医生还得安抚每个患者的情绪,“那是最累的时候 。”
直到11月20日 , 朝阳区和东城区的医护增援,方舱的医护人员才增加至100多人 。此后,就像齿轮终于嵌合,医护轮班制开始运转 。红区六栋楼 , 每栋楼配备一名医生,一至二名护士,自早上8点开始至次日8点,每4小时轮一次班 。
12月3日,护士长吴春芳带着11位医护,前往南区开辟了新的“病区” 。南区原本是密接隔离点,但当时“社会面压力太大了”,又变成方舱,接纳了约800多名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医护也增加至30多名 。
邢媛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天值班时,“像下雨一样”不停响起的电话铃声 。方舱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事儿 。除问诊开药外,医护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家事” “急事” 。
前来询问的电话中,有妻子即将临盆的丈夫,有刚怀孕40多天的孕妇 , 还有即将参加艺考的高中生 。无论用多么婉转抑或激烈的措辞,对于他们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出舱?”
等待出舱
等待出舱是最漫长的事情,17岁的高中生余福霖最懂得它的滋味 。11月26日凌晨,他核酸阳性,被转运至朗悦花园方舱隔离 。15天后 , 就是2023届高考艺考的省考 。
11月13日,他独自一人从湖北襄阳来北京参加艺考培训 。这是他艺考前最后的冲刺 。按照计划,他将于11月24日结束培训,25日返回襄阳,再去武汉省考 。然而,计划被新冠打破 。11月23日,他开始头疼、发烧,25日,社区通知他核酸阳性 。
26日凌晨2点半,余福霖等来了转运的工作人员 。他给远在襄阳的母亲发去消息 , 自己要被隔离进方舱了 。至于何时能够返回武汉,成了未知数 。
根据湖北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考生防疫安排,余福霖需要持有从12月5日开始连续6天的核酸阴性证明,并在12月8日之前抵达武汉参加省考 。
来北京时余福霖只穿了件卫衣,一件加绒背心,一条夏裤 。28日,寒潮抵京,最高温度只有-3℃,但他每天要在室外排队两个小时做核酸 。他住的是三人间 , 支着平板上网课时,时常会被旁边大哥刷短视频的响声吵到 。余福霖逐渐焦躁,即使得不到答案,他还是常问母亲:“我为什么要天天在这里?”
等待也是张聪唯一能做的事情 。最先,她在等自己的症状出现,之后,又等核酸结果出来 。她以为过三四天自己就会发烧、咳嗽,可第五天、第六天,症状一直没有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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