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统一增长理论”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统一增长理论”划分出技术进步率、人口规模和人口的适应能力等要素，描述了这些要素作为动因推动社会从停滞到增长的发展进程 。
这些要素正在支配所有国家与社会的进化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基于不同的地理要素、文化特征、社会需求、制度特点以及人类多样性等现实条件，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变革效率 。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演变时，应该意识到这些要素如何与中国的特殊性相互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说，当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各国时 ， 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密集的人口 ， 对长期的繁荣富裕则无甚影响 。
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而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激发社会创新，因为潜在的创新者数量增加了 。过去几千年里，技术进步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成正比，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事实上中国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但人口规模不会无限增大 。
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因素阻止了中国率先步入工业革命 。中国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在多重因素影响下 ， 中国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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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4日，一列满载汽车的货运专列由重庆永川栏杆滩火车站发往华北地区 唐奕 摄/瞭望
在中世纪，社会内部的同质性能够强化凝聚力，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时期 ， 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各地在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关 。然而 ， 同质性也可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造成障碍 。中国社会由于较强的凝聚力和地理上的紧密联系而缺乏竞争，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变和快速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障碍重重 。
欧洲的情况则与中国不同，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欧洲迈入了从农业到工业发展阶段的前夜，这种转变需要社会的重大变化作为前提 。为什么说欧洲在工业化早期进步飞快？因为欧洲具有分散的地理特征和流动的文化特征，理所当然会带来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竞争 。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鉴于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就更好地保证了生产效率，这也是社会快速向前推进的前提 。可以说，社会凝聚力是从农业发展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的障碍，而一旦中国触摸到工业化的门槛 ， 它在这个阶段的效率要比其他社会高得多 。
观察者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 ， 想起不久前中国公布的一个信息，“十四五”（2021到2025年）期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 。人力资本，是您这本新书前半部分的重点，尽管是在解释两三百年前的人类社会，但当下似乎也能找到呼应 。您在解释那个时代的增长时，用了技术创新－大众教育－童工消失，换句话说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大转型这一模型，在当时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出现了生育率大幅下降现象，但似乎并未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那么放到当下中国社会（或类似地方），是否还能用这一模型来解释 ， 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人 ， 生育是当下热点话题，也引发社会焦虑，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这个问题？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对低出生率表现出过度的担忧 。事实上 ， 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过程就会逐渐摆脱“平衡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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