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两个对酌时， 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 。 我说到那时为止， 我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很尊重， 但无论哪一种， 也都还没有皈依的冲动 。 不过， 相对而言， 《圣经》是吸引人的， 也许， 基督教的感召力毕竟要大些？他就问我：“既然读过《圣经》， 那么， 你对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又分明复活的记载， 能从心底里相信吗？”我说：“愿意相信， 但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怎么相信 。 ”他就说：“这是许多中国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关键 。 一般中国人更相信轮回， 就是人死了， 他会托生为别的， 也许是某种动物， 也许还是人， 但即使托生为人， 也还需要从婴儿重新发育一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我说：“基督是主的儿子， 是主的使者，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 但他具有人的形态 。 他死而复活， 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来一遍 。 这样的记载确实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记载的生命现象差别很大 。 ”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
聊到生命的奥秘， 自然也就涉及性 。 王小波夫人是性学专家， 当时去英国做访问学者 。 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银河一起从事过对中国当下同性恋现象的调查研究， 而且还出版了专著 。 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被导演张元拍成电影以后， 在阿根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 张元执导的处女作《北京杂种》， 我从编剧唐大年那里得到录像带， 看了以后很兴奋， 写了一篇《你只能面对》的评论， 投给了《读书》杂志， 当时《读书》由沈昌文主编， 他把那篇文章作为头题刊出， 产生了一定影响 。
张元对我很感激， 因此， 他拍好《东宫·西宫》以后， 有一天就请我到他家去， 给我放由胶片翻转的录像带看 。 那时候我已经联系上了王小波， 见到王小波， 自然要毫无保留地对《东宫·西宫》褒贬一番 。 我问王小波自己是否有过同性恋经验？他说没有 。 我就说， 作家写作， 当然可以写自己并无实践经验的生活， 艺术想象与概念出发的区别， 我以为在于“无痕”与“有痕”， 可惜的是， 《东宫·西宫》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为甜”的心理， 用了一个“笨”办法， 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电影语言， 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与京剧《女起解》里苏三带枷趱行的镜头交叉重叠， 这就“痕迹过明”了！其实这样的拍法可能张元的意志体现得更多， 王小波却微笑着听取我的批评， 不辩一词 。 出演《东宫·西宫》男一号的演员是真的同性恋者， 拍完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驻华使馆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 他有真实的生命体验， 难怪表演得那么自然“无痕” 。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 但靠写作生存， 显然仍会拮据 。 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 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 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 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
1997年初春， 大约下午两点， 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 中午老同学聚会， 喝高了， 现在头还在疼， 晚上没法跟你喝了 。 ”我没大在意， 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 。 ”也就算了 。
大约一周以后，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声音很生， 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 。 ”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
但那竟是事实 。 李银河去英国后， 王小波一个人独居 。 他去世那夜， 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 。 总之， 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 发现他已经僵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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