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芜是什么意思,菁芜是什么东西,原来答案就在( 四 )


菁芜是什么意思,菁芜是什么东西,原来答案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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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铭石书的误读
魏碑无疑是铭石书的最大一宗 。 “透过刀锋看笔锋” , 也即写手与刻手问题 , 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 像“方笔之极轨”的《始平公造像记》是否是书丹原貌?我认为不是书丹原貌 , 但并不否认这类书迹的书丹原貌会有方笔 。 魏碑体的形成 , 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 , 自晋室南迁 , 中原精英南渡 , 北朝书家 , 承袭汉魏旧法 , 其楷书书迹略带隶意 。 也就是说 , 其楷书以钟繇为师 , 或者笔法推远一点 , 以蔡邕为祖 。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体 , 在北朝后期也影响到北朝 。
其二 , 魏碑作为铭石书 , 本身有保守的倾向 , 略带隶意 , 正是其本色 , 也是其追求 。 其实 , 晋代碑志写手已经不能写隶书 , 而所写楷书还是带有浓厚的隶意 。 如因郭沫若援引而著名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即是代表 。 而至少从《正始石经》开始 , 碑刻之风 , 已有修饬点画首尾 , 务使方整 , 成为“折刀头”的旧习 。 不唯《王兴之夫妇墓志》如此 , 同期的墓志大部分如此 , “二爨”也是如此 。 之所以修饬成“折刀头” , 可能与便于下刀有关 。 这一风尚为魏碑书、刻手所继承 。
其三 , 魏碑体居多与佛教内容有关 , 受写经体的影响 。 而写经体的僧俗写手绍承汉简 , 务求快捷 , 这是魏碑体体势的重要源头之一 。
其四 , 因书、刻之间相互影响 , 有些书手也摹仿刀意 , 写出夸张的方笔 。 如高昌延昌年间前后(相当于北周)的墓志 , 用笔居多是方圆并用的 , 而体势则带有隶意 。 其中 , 《令狐天恩墓表》则明显带有夸张的方笔 , 很有点魏碑的意思 。 这样的方笔显然利于刀刻 , 而经过刀刻之后 , 因为审美意识的参与 , 可能会进一步强调其方折刚狠 。 下层文人与民间刻手的力量 , 不可小视 。
尽管魏碑的阳刚之气毫无疑问是伟大的 , 但不能不承认 , 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朝着雅驯方向的 。 魏墓志中不少精品 , 并不剑拔怒张 , 而是融入了南派新体的因素 。 魏碑中确实存在着骨气洞达、劲险刻利之美 , 需要汲取 , 但它毕竟是刀、笔结合的产物 。 就一些过于修饰、任刀为体的造像记研误笔法 , 更是几于缘木求鱼 。 碑派书家 , 如张裕钊、赵之谦 , 用毛笔写出了刀刻的效果 , 当代也有人用毛笔能把《始平公造像》临得很像 , 但这种类似于杂技的高难度动作 , 是否有契合生命的节律 , 我是怀疑的 。 纯粹的碑派在清末民国间走入绝境 , 非没有原因吧 。
需要说明的是 , 我这里也并不全是贬碑扬帖的意思 , 如果没有对铭石书笔法的误读 , 也就没有碑派的云蒸霞蔚 , 这是另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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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一体化和对二王的误读
二王典范在南朝精英阶层传承 , 与北朝刻石的群众运动相比 , 总感觉到气息微弱 。 特别是梁元帝焚书十四万卷时 , 斯文凋丧 , 令人叹息 。 陈隋间 , 好像智永成了一脉单传 。 好在李世民颇好笔翰 , 使王羲之成为正统 。 李世民的贡献 , 一方面使王羲之成为尽善尽美的书圣;另一方面 , 通过对《兰亭序》的传播 , 使更多的人接触到了王羲之书法 。
兰亭论辩 , 郭沫若的观点站不住脚 , 算是失败了 。 我也相信《兰亭序》是王羲之作品 , 而真迹沉埋昭陵 。 《兰亭序》时代 , 肯定有标准的楷书、肯定有《兰亭序》风格的行书 , 这是没有问题的 。 而另一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 , 《兰亭序》的风格 , 在传世王羲之摹本和拓本中 , 差不多可以说是孤例 。 如果仅就风格而论 , 像郭氏所说 , 它出于智永作伪 , 似乎更令人信服 。 除《兰亭序》外 , 王羲之其他行草帖 , 都是夭矫不群的 , 体势变化万千 , 笔致变化万千 , 让人目不暇给 。 这正是初创时期的生机和不确定性 , 也是其内涵幽深、玩味不尽的魅力所在 。 而我们看到的《兰亭序》是成熟之美、无懈可击之美 , 这就产生了风格的歧异 , 也埋下了误读的种子 。 特别是兰亭八柱 , 尽管出于欧虞褚大师临仿 , 经过刻拓 , 也多多少少 , 带有铭石书的某些特征 。 看到兰亭八住帖的人 , 肯定比看到真迹乃至摹本的人多得多 , 因而 , 如果把杰出的书法家和家世赫赫者排除在外 , 由于种种条件的改变 , 今不逮古 , 势所必然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宋以后的书法家都不理解二王 , 都不了解二王羲之在民间的形象 , 差不多变会定格在《兰亭序》、《怀仁集王圣教序》 , 以及李世民的碑刻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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